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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舆讯 据意烩报道 截至3月2日18时,意大利确诊病例共2036人,死亡52人,治愈149人。昨天,确诊病例数更是达到疫情爆发以来最高,单日566人。意大利总理孔特同日签署法令,根据疫情把意大利“一分为三”,实施不同的防控疫情措施。公共卫生专家发出呼吁争取民众配合,“未来七天将会是决定性的,但需要每一个意大利人帮助我们”。

意大利总理孔特于昨日(3月1日)签署法令,在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防控措施。根据意大利政府官方网站的信息,根据各地不同的疫情状况,意大利划分为3个不同的地区。

在上述区域内,禁止人员进出,所有公共活动全部取消,学校全部关闭,博物馆和其他文化场所全部关闭,除必要外的所有政府办公场所关闭。公共交通、货运均暂停,除必要外的所有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全部停止。

“黄色区域”为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伦巴第大区、威尼托大区,及马尔凯大区的佩萨罗和乌尔比诺省(Pesaro e Urbino)、利古里亚大区的萨沃纳省(Savona)。

在上述区域内,要求所有的体育活动取消,但允许在特殊情况下举办无观众的闭门比赛以及不对外开放的培训等;所有“非日常性”的文化类、宗教类、娱乐类活动取消;所有学校关闭,但远程教学及医护专业除外;在所有酒吧、餐厅、博物馆和教堂内,民众必须保持至少一米的距离,且上述场必须在“能够保证避免出现群众聚集”的条件下才能营业。

医院也将限制访客进入,医院医疗和技术人员不得请假;所有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滑雪场可以继续营业,但必须保证对公共区域的人员数量进行限制,最高不得超过满员容量的1/3。

另外,伦巴第大区的贝加莫、洛迪、克雷莫纳,及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的皮亚琴察,购物中心、市场等将在周六、日关闭,但药店、食品杂货店等除外。伦巴第大区及皮亚琴察的健身房、运动中心、游泳池、保健中心(提供的服务不在“基本保障系统”之内)、文化中心等关闭。

在红区和黄区之外,意大利其他地区也要进行防疫措施。法令颁布了全国性防疫措施:

意大利境内所有学校需要配合防疫要求,暂停3月15日之前的全国所有教学出行、游学等活动;3月15日前,因传染病而停课的学生,在返校时必须出示医生证明;因紧急卫生情况而停课的学校,在听取教职人员意见后,可选择远程教学,并应考虑到残疾学生的特殊需求;

在意大利境内,在法令颁布之日前的14天内从疫情严重的地方返回的民众,需要向地方监管部门报告。

在经济遭到重创的“红区”,民众面临失业,企业面临破产危机,人们对经济危机的担忧甚至多过了对病毒的恐慌。对此,政府近日紧急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扶助措施,包括对因疫情影响停工超过30天的中小企业予以税赋减免,对企业雇员和公务员给予延迟按揭12个月,免除水电气费账单等支出,对自由职业者每人发放1500欧元的扶助措施(每个月最多500欧元,时间最长为三个月)等。

3月2日,意大利国家社会保障局INPS开始研究支援“黄区”方案。INPS局长Pasquale Tridico表示,正在考虑对停工的员工以及企业进行补助措施。

意大利iaset网站消息,撒丁岛大区官方2日消息,撒丁岛卡利亚里 (Cagliari)发现了第一例确诊病例。该确诊患者目前在卡利亚里医院重症监护室接受治疗。该患者约一星期前就出现相关症状进行自我隔离。同时,该名患者亲属已被隔离检测。

疫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伦巴第大区一名议员检测结果为阳性,该大区相关人员都要进行检测。

3月1日,罗马一名警察确诊感染新冠病毒,《信使报》指出,该名警察2月25日出现了流感症状,当天没去上班,此前与伦巴第大区的一名朋友有过接触。今天他的四名家人(包括妻子、正在读高中的儿子和就读于罗马第一大学的女儿)测试结果均呈阳性。

罗马省波梅齐亚市(Pomezia)liceo Pascal高中一名学生家长(父亲)今天也被曝出确诊,该名学生与家人的核酸检测仍在进行中,还未公布结果。为了防止疫情蔓延,该校已关门,1200名学生停课。

罗马Spallanzani医院2日公告显示,目前,罗马省共有12人被感染。有7人在该院治疗,其中包括中国夫妇、上述罗马警察、上述高中学生的父亲以及此前Fiumicino被确诊的一家三口。此外,还有5名确诊患者在Spallanzani医院外隔离。他们分别为警察的4名家人以及1名来自皮亚琴察的消防员,前者正在波梅齐亚 (Pomezia)居家隔离,后者在Capannelle营房隔离。

意大利国家卫生研究所(Istituto Superiore di Sanit)传染病科负责人Giovanni Rezza称,新冠肺炎在意大利的高死亡率(2%)源于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据安莎社统计,目前的死亡病例均为老年患者,多数年龄在80岁左右,且大多有严重基础性疾病。

Giovanni Rezza建议,这段时间,民众暂时尽量少参加社交活动,并与他人保持“安全距离”,“因为目前我们不知道确诊病例是否还会成倍增长。”

疫情当前,政府的强力控制疫情的措施也让部分民众产生了不适和抵触,在“红区”出现了意料之中的抗议行动,试图从“红区”悄悄逃跑的例子则几乎每天都有。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将非常关键。我们将会看到之前采取的防疫措施是否奏效。” 意大利高等卫生研究院院长Silvio Brusaferro表示:“从2月21至22日开始采取措施,这个星期就将满14天的隔离期。我们希望能够取得好结果,我对此很乐观。”

他同时呼吁民众配合,“所有人都应注意,每个人的日常行为都会发挥到作用。”

图片数据为17时数据,发稿时意大利确诊感染新冠病毒总人数达2036。了解欧洲疫情相关信息,请点击阅读全文。(原标题:意确诊数破2000! 疫情将意大利一分为三,专家:防疫成败就看下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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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成都)签证受理辅助服务开通后,领事辖区内的常规签证申请,将全部以邮寄形式递送到辅助服务提供的以色列签证收件信筒,经初步审核后再转交至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提醒注意的是,通过签证受理辅助服务递交签证申请,需额外支付除签证费以外的服务费用。

此外,签证辅助服务将提供特快签证服务,即自签证申请中心系统确认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在签证申请材料完整、符合清单要求且不需要额外审查的情况下转交至领事馆审批,原则上将会在一个工作日内完成签证申请审核,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tustinflooddamage.com/,卡利亚里并于第二个工作日返还护照。如遇节假日、周末或领馆闭馆日,受理时间将顺延。

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于2015年正式开通签证业务。2016年至2017年,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受理签证数量比2015年增长了34%。2018年又较上年增长了42%。2019年与去年同期相比,收到的签证申请数量增长了三倍。

“签证数量的急速增长是以色列在成都开通签证受理辅助服务最主要的原因。”以色列驻成都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崔梧蕤说,以色列签证受理辅助服务的开通,旨在为西南领事辖区(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的申请人前往以色列提供更加便捷的签证辅助服务。

申请人须将申请材料寄送至服务处签证邮筒: 成都市锦江区总府路2号时代广场B座2002室-以色列收件邮筒,邮编610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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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5日下午,因一名乘客咳嗽,一列火车被迫停在塞斯特里莱万泰(Sestri Levante)车站。

综合意大利la nazione网站、genova24网站报道,5日下午15时左右,一列从里窝那(Livorno)开往米兰的列车(班次为35674)上有乘客反映,车厢内有人出现咳嗽、头晕症状,可能伴有发烧,乘务员随即将该车厢旅客分散,火车停在了塞斯特里莱万泰车站。

报道称,118医务人员和警方赶到现场。约半小时后,他们均认为列车可以重新出发。生病乘客则单独隔离在车厢内,在抵达终点站前,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米兰中央车站也已经准备好医疗防护措施。

3月3日(周二),超级大乐透(SuperEnalotto)开出超55万欧元的大奖。

意大利今日网报道,这次的幸运之神降落在奥里斯塔诺市(Oristano),售出这张彩票的是位于via Cagliari 街的一家烟草店,名为“Tabaccheria N 6”。据悉,大奖得主共买了2组数字,其中一组数字为他赢得了553596欧元的大奖。

意大利《信使报》报道,一名罗马尼亚籍33岁男子在罗马一辆63路公交车上试图对一名乘客行窃,被乘客发现报警。公交车刚驶进via di Villa Chigi街车站时就被警方拦截,男子见状企图逃跑,但没跑出几米就被抓住。

报道称,为了避免被逮捕,男子称自己是新冠肺炎患者,但随后在医院检测结果戳穿了他的谎言。据悉,此人曾在警局留有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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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真不巧!一阵飓风刮起, 拖轮缆绳, 断了! … 靠泊的货船瞬间失控 … 砰!

今年台风格外多,当然,伴随着的船舶事故也大大小小不断,最近,又有飓风作案一起…

10月23日下午3:30左右,在意大利卡里亚里港(CagliariPort),由于受强烈的西洛可风(sirocco)的袭击,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tustinflooddamage.com/,卡利亚里其中一艘船的缆绳断裂,撞上了另一艘船…

西洛可风(sirocco),或译西罗科风,为地中海地区的一种风,源自撒哈拉,在北非、南欧地区变为飓风。

据悉,在大风中发生碰撞的两艘船分别为滚装货船“MASSIMOMURA”和客运滚装渡轮“ARIADNE”。当时,滚装货船“MASSIMOMURA”正在卡里亚里港(Cagliari Port)靠泊,而“ARIADNE”轮已经在港口靠泊完毕。由于受强烈的西洛可风(sirocco)影响,港口派出了两艘拖轮协助滚装货船“MASSIMOMURA”靠泊。

但在两艘拖轮正在努力靠泊港口时,西洛可风(sirocco)强度突然加大,强烈袭击货船,强大的风力导致一艘拖轮的缆绳发生绷断,“MASSIMOMURA”滚装货船突然失去控制,在强风的作用下,向另一个方向快速滑行,剧烈撞向了另一艘已经靠泊港口的客运渡轮“ARIADNE”。

“拖轮缆绳断裂后,尽管另一艘拖轮试图从另外的方向控制滚装货船,但由于风太大,船还是快速向相反方向驶去。”卡里亚里港(CagliariPort)负责人说。

随后,港口方面紧急调派另外的拖轮,操纵滚装货船“MASSIMOMURA”离开码头,并与其他船舶保持安全距离。

卡里亚里港(CagliariPort)负责人说:“这是一次意外事故,最初非常顺利,但突然刮起的大风导致了事故的发生,船上船员和乘客仅有轻微惊吓,没有大的影响,但两艘船都遭受了损坏。”

“港口拖轮上的缆绳,强度都很高,足以抵抗强台风。”卡里亚里港(CagliariPort)负责人补充道。

“MASSIMOMURA”轮船东则认为:“港口拖轮缆绳存在瑕疵,导致了此次意外的发生,船非常剧烈地撞上了另一艘船,整个事故,港口方面的责任不可推卸。”据悉,两艘船的表面都受损,其中客船“ARIADNE”船体出现凹陷,滚装货船“MASSIMOMURA”也出现划痕。两艘船都来自意大利蒂勒尼亚,由于都没有致命损伤,均按计划航行。客船“Ariadne”继续启程前往巴勒莫,货船“MassimoMura”号也在装卸货后恢复航行。

最近台风比较多,而且马上进入冬季大风天,各大港口有必要以此为惊醒,好好排查下各自家中的拖轮,看看缆绳是否结实,看看港口防风抗台设施是否完好,莫被大风吹乱了阵脚,吹乱了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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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赔用的哪个骨架:“对不起,先生,”麦格说道。“我们想去史廓尔。你知道有谁可以带我们去那里吗?”

接着,一个小小的肉体撞击地面的声音传来。老迈的蓝眸燃烧着火焰。“你不是我儿子!我可以表达得更清楚吗?你的婊子母亲亲口承认。”但他是个血性汉子,只要义之所趋,他必会再干下蠢事。遗憾充斥在胸臆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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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起,先生,”麦格说道。“我们想去史廓尔。你知道有谁可以带我们去那里吗?”袁夫人怀妳有什么意见吗?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夫人,我相信您可以提供给我一些消息。

神级:妳有什么意见吗?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她衷心如是期�你和我变成朋友了,但是,追根究柢,只是因为刚好在同一个时间住在同一个地方。安妮的神情放松下来。情况一定会改盖丁一向如此。我们下会饿死,又有遮风避雨的屋顶,还有什么好操心的呢?但他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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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寻北*多期】中国最北点【漠河】北红村-乌苏里浅滩-驯鹿园-北极村-圣诞村3

【周末火车】皖南晒秋·最美乡村宏村·塔川红叶·呈坎八卦村·休闲摄影·不耽误上班

终南山一别,时常想念,且不说,‘’云深不知处,只在此山中‘’,‘’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这样的美景吸引我。

风剪清寒碧透天,万山奔凑若涛连。 溯溪寻径汗如雨,翻岭越阶尘断烟。 苍冷古楼犹有势,巨龙隐没似成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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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考虑上次轨迹终点白沙村衔接,决定走北线完成白沙村到天目七尖的山脉连接。

经亿万年时光冲刷沉淀而形成的一座座宛如宫殿一般的土林是那么的壮丽。漫步土林,就如同穿行于时光通道

指南村的红叶是有名的,指南村的历史也很悠久,据了解,指南村与周边的七个村落均有古道相连,临川古道就是从溪口~指南村~东坑~市岭~安吉山川乡的一条古道,我的计划也是要循这古道悠悠,顺便撸一下天目山的这一段千米峰。村里的银杏树也是一景,大的已经一千年余,小的八百年,按年代推算便是唐朝和宋朝了,真是唐宋传奇啊!

夜空中神秘的星星仿佛也眨着眼睛凝视我们这帮不速之客,而我们的脚步却是坚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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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3月5日晨(明晨)3时45分,2019-2020赛季英格兰足总杯第五轮(八分之一决赛)再战3场。
更多精彩尽在这里,详情点击:https://tustinflooddamage.com/,谢菲尔德联队英超积分榜靠前的曼城、莱斯特城和托特纳姆热刺将分别出战,比赛为一场定胜负,90分钟战平则进入加时赛,甚至点球大战。在已经结束的4场对决中,切尔西力挫英超领头羊利物浦,携手阿森纳、纽卡斯尔联和谢菲联晋级8强。

瓜迪奥拉执教的蓝月亮曼城客场挑战英冠球队谢周三。上周中,曼城在欧冠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比赛中客场2比1逆转击败皇马。上周末,曼城2比1击败阿斯顿维拉夺得英格兰联赛杯。在英超赛场,曼城落后利物浦22分,卫冕已经无望。曼城将把更多精力投入到欧冠和足总杯赛场,从实力对比看,曼城实力远在对手之上,但在客场作战,疲惫之师曼城也不能掉以轻心。

穆里尼奥执教的热刺主场迎战诺维奇。英格兰队长哈里凯恩和亚洲一哥孙兴慜的伤停让穆里尼奥愈加黔驴技穷,欧冠八分之一决赛首回合主场0比1不敌莱比锡红牛,英超赛场连负切尔西和沃特福德,热刺已经双线分排名英超积分榜第七。诺维奇积21分排名英超末位,很可能将精力转移到联赛保级。从实力和状态看,热刺获胜几无悬念。

蓝狐莱斯特城主场迎战英冠球队伯明翰。罗杰斯执教的莱斯特城近期战绩不佳,在英格兰联赛杯和英超双线轮不胜,尽管排名仍是英超第三,但领先第四名切尔西只有5分,落后第二名曼城已经7分,好在保住下赛季欧冠席位的希望较大。实力在对手之上的莱斯特城急需一场胜利止住颓势,只要正常发挥,获胜晋级的希望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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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消失的技法——让•鲍德里亚的摄影”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此次展览由费大为策划,鲍德里亚太太玛琳·鲍德里亚联合策展,使观者在新的视觉景观与图像经验中,重思这位思想家对摄影的独特贡献,深入其广袤的理论世界,以此纪念鲍德里亚诞辰90周年。

本场展览中的摄影作品先后于连州国际摄影年展、广东时代美术馆以及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呈现,此次为上海地区首展。

策展人费大为称这次展览意欲呈现“一位思想家,而非摄影者的摄影作品”。所以,这不单单是一个摄影家的展览,也是一个思想家的图像展,一个摄影家的哲学展。

让·鲍德里亚的妻子马琳·鲍德里亚在开幕式说道:“对鲍德里亚来说,思想是一种姿态。今天,我很高兴参加他的摄影作品展。同时,也很感谢费大为先生与展方在很快的时间内策划出此次展览。”

与其从事理论的作风相似,鲍德里亚对待摄影始终保持一种“外行”的眼光。就像他坚称自己不是哲学家一样,他也坚称自己不是摄影家。上世纪80年代初期,鲍德里亚基于一次偶然的契机获得了一台照相机,随后开展了摄影方面的思考与实践。他主要在学术交流或个人旅行的途中进行拍摄,同时也会聚焦于日常场所的生活片段。相较于人物肖像,他专注于拍摄“景”与“物”,意在剔除与抵抗意义与语境,让客体呈现出自己想要表达的面貌。

鲍德里亚曾说:“某些图像并非来自摄影术也非来自摄影史,它们来自对物体独有的那种想象。也就是说,来自这样一种想法:是物体在看我们,是物体在思考我们。面对一个越来越模糊的现实世界,它们试图重新找到那独特的美妙瞬间。也就是那初触的瞬间,惊喜的瞬间;那时这些东西还没有意识到我们在那儿,我们也还未将我们的存在强加于它们,它们的静谧还不曾被打扰”。就这样,鲍德里亚消除了伟大摄影艺术传统的副作用,使观者得以在伟大摄影艺术传统面前保持自我判断的自由与准确;同时,也将观者带入另一个平行世界中,在这里,整个世界被不动声色地颠倒过来了。观众终于又一次看到了镜头后面的那个世界,一个同原来看到的世界完全不同的空间。拍摄主体与客体互换了位置,图像的意义被削减为零。

摄影批评家顾铮曾如此评价鲍德里亚对摄影最为独特的理论贡献:“他完全抛开了从来的从作为主体的摄影者的立场出发对摄影的解释,从被拍摄对象的立场出发来认识摄影的本质”。1998年,鲍德里亚在一篇与展览标题同名的文章(法语原题意为“因为幻象并不对立于现实……”)中指出:“一切都在消失的技法之中。只有以消失的模式生成的物体才是世界的他者。”如果“他者”存在的唯一方式是基于主体自身的消失,那么拍摄照片是将埋藏在现实之下的“他者性”挖掘出来,让世界作为奇怪的吸引者出现,并且将其奇妙的吸引力在影像中固定。所以,对于鲍德里亚而言,摄影是一种丧失自己身份的行为。他曾言:“我发现在拍摄的时候,对象与我(主体)实际上是处于一种双向的、互相诱惑的关系中。在这个时候,主体和客体都不存在了主客体成为一体,我是被这种整体性所吸引而对摄影产生兴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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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消失的技法——让鲍德里亚的摄影”这些天正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举行。展览呈现50幅法国社会学家鲍德里亚不同时期的代表性摄影作品,并结合其影像、语录与照片集呈现他对于摄影的独特贡献。在“摄影师”的头衔之前,鲍德里亚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他曾提出著名的“拟像”理论,认为在当代社会,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由大众媒介营造的一个仿真社会。这一理论无疑适用于今天的数字社会与消费社会。展览开幕之际,让鲍德里亚的学生卢多维克莱奥内利在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发表了题为《我们现在何处?为何鲍德里亚在今日依然重要?》的演讲,他回忆了从学生视角所看到的鲍德里亚,以及他的“拟像”理论等思想对于今日社会的影响与意义。

我是让鲍德里亚的学生卢多维克莱奥内利(Ludovic Leonelli)。1980年至1982年,就读于法国著名高等学南泰尔大学。在1968年法国爆发“五月风暴”期间,我校与索邦大学一起走在抗议的最前线。正如大众所知,那段时期针对时任总统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的执政提出了质疑,也是对社会中各种形式的权力(总统的权力、政治家的权力也包括教授、家庭、父母对子女、丈夫对妻子的权力)提出质疑的时期。

在不断提到法国大革命、苏联大革命的同时,的形象也出现在法国大学的课程中。

也正是始于1968年,让鲍德里亚在法国南特开始教授社会学课程。

我21岁时,在同一所学校学习法学和历史专业,所有非常有幸地能够学习让鲍德里亚的这门课程。

1980年至1982年,鲍德里亚的课程内容以他的研究为基础,这些研究成果最终构成了他的伟大著作之一——《拟像与仿真》(Simulacres et Simulation)。

他经常在开始上课的时候用一台小机器做卷烟(在那个年代课堂上是可以吸烟的),等待我们问他问题。有时候没有人提问题,那这种等待就一直持续。终于有人提问的时候,他便开始了,慢慢地,用他悦耳而深沉的嗓音开始一段全新的思索,这些思考和看法令人错愕、宛如梦幻。

让鲍德里亚,《科比埃尔》,1999年,摄影。供图:玛琳鲍德里亚。

“拟像”是让鲍德里亚思想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正是这个概念使他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不同的思想家一起闻名于美国。这些不同的思想家都被称为“法兰西理论”(French Theory),不过都有一些共同之处:都是德国哲学家的读者和译者,不管是黑格尔(Hegel)、马克思(Marx)、尼采(Nietzsche)还是海德格尔(Heidegger),同时他们都对理解现代性的概念类别提出质疑。他们是“怀疑大师”也是解构大师。传统政治经济学或传统哲学中没有任何东西能抵挡他们的不懈质疑。

这些思想家还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保持距离。让鲍德里亚非常明确的表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对理解充斥着符号和消费的现代社会已不再有效。

这些理论过于依赖于它们所诞生的年代:工业化时代。鲍德里亚承认卡尔马克思思想的伟大性,但同时也批判马克思主义典籍(Marxist Vulgate),这使得私人所有生产方式成为了异化的根本原因。他想清除自己身上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去“超越马克思”。从生产领域转向表现和消费领域,似乎是一种大不敬的罪过。放弃社会关系和资本主义剥削被认为是对无产阶级事业的背叛。

早些时候鲍德里亚就表示,物质基础和上层建筑、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资本收益和剥削等类别已不再适用。

事实上,鲍德里亚表明,权力和异化——后来被遗弃的概念——并不仅存在于政府、军队、警察、教会、雇主等传统的地方,而且还存在于迄今为止被认为有益的休闲、文化产业等机构中。

他以人类学研究为标准看待现代社会,尤其是克劳德李维-史陀(Lvi-Strauss)、马塞尔毛斯(Marcel Mauss)、皮埃尔克拉斯特尔(Pierre Clastres)、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研究。如果你读了让鲍德里亚的书,你就会看到你从未见过的社会。就好像是一个亚马逊印第安人或者外星人看到这个社会一样。

让鲍德里亚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更准确的说是一位符号学家,也就是说是一个研究符号和表征的人。在亨利勒费弗尔(Henri Lefebvre)的足迹下,他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城市使用、物品消费)及其意识形态(广告、进步的乌托邦、现代性的赞美)都很感兴趣。

符号学区分了能指和所指。餐桌不仅仅用作吃饭或写字,它不能简化至其功能性,它属于文艺复兴或十九世纪的乡村设计风格。它是为了肯定他的品味,他所渴望的社会地位,或者相反,只是简单地为了展示他的简朴以及他对奢侈品的兴趣不大。

我说让鲍德里亚是一位符号学家,但我也可以说他是一个反符号学家。因为他认为符号学已经过时了。

传统上,符号学家会将地图和领土进行区分,地图是领土的表象。但他说,恰恰相反,这种区别已不复存在。在谈到博尔赫斯的寓言时,他说地图已经成为了领土。也就是说,人们再也无法去区分真实和它的表象。

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其连续的信息链,相互关联的全球交易所,贸易和信息网络,导致了一个技术-生态-数字化-信息化-虚拟的假象,这个假象可消灭一切对象(物质实体)和符号,使所有表达方式都徒劳无功,无论是关于理论还是艺术。

一群纽约画家称自己为“拟像主义者”,以此向让鲍德里亚的理论致敬。彼得哈雷(Peter Halley)和杰夫昆斯(Jeff Koons)也在其中。鲍德里亚忽视他们,甚至冷落他们。

左图:《黑客帝国》DVD;右图:电影中出现鲍德里亚著作《拟像与仿真》的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沃卓斯基兄弟(自从他们两人改变性别后就成为姐妹)导演了电影《黑客帝国》,一部反乌托邦的科幻三部曲,它向我们展示了“真实”实际上是由计算机创造的人工智能产物。这部电影明确提到让鲍德里亚的名著《拟像与仿真》,书的封面也出现在大屏幕上。让鲍德里亚驳斥了这部电影的说法,他认为以电影的方式描述拟像是一种曲解。他也同时拒绝了参加第二部剧本编写的黄金提议。

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作品是假设真实已然消失,而表象受益,这与鲍德里亚的理论相反,鲍德里亚认为所有的表象都消失而真实得益。

这个假设延伸了拟像的概念,让鲍德里亚称之为“全面真实”。表象的消逝让位于真实的全面入侵。

让鲍德里亚,《里斯本》,1997年,摄影。供图:玛琳鲍德里亚。

看看真人秀和真实秀(根据真实故事制作而成的)的成功,这个命名如此之好!一部电影或一部戏剧通过说自己是取材于真实事件而提升它的真实合理性。之前却正相反:我们会说如有雷同纯属巧合。看看文学中自我虚构的重要性:如果不是以牺牲想象力为代价来宣传事实,那又意味着什么呢?如果不是把幻想的表象写入现实,那整容手术又是什么呢?所有这一切都是纯粹的操作性,一个无缝的、无中介、无障碍的、完美的、卓有成效的梦想。如果不是为了证明你的生活符合你的梦想,为什么要自拍并把它们放到Instagram上呢?没关系,无所谓这是不是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就像我们说那些仿生人通过植入机器而获得强大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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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商品,它意味着标志所体现的品牌的霸权。只要是一个戴着Dior标识的手镯,无论它的品质如何,都足以说明它的精美和高雅。多么伟大的语言,这一“全面真实”的时间既不是现在,更不是过去或未来,而是信息筛选过滤过的当下。当下是一系列不连续的事件,不再呈现一种时间性。

让鲍德里亚,《巴黎》,1985年,摄影。供图:玛琳鲍德里亚。

全面真实是当表象技术只参考自身:电影和剧集充满了回应经典电影的特效;文章和理论分析只会产生其他文章和分析,对现实没有影响,标志圈存在于一个平行的生活中;色情成为一种自主的、孤独的、令人愉快的行为,而不再是两个血肉之躯之间的性关系。当代艺术只针对那些做展览和展示这一艺术的人,以及已经变为文化游客的参观者。

“全面真实”是包含着所有虚拟的现实,包含它所能包含的一切真实,甚至是最矛盾和最相悖的现象,包括幻想和想象。

它是通过具体技术的实现,来消灭幻象世界的本源。就如幻想,当它实现的时候,也即消失了。

让鲍德里亚,《里韦萨特》,1998年,摄影。供图:玛琳鲍德里亚。

毁灭论,世界末日即将来临的感觉,是现在所流行的。鲍德里亚谈了很多消失和终结,辩证法的终结,政治的终结,历史的终结,甚至是现实的终结。

政治的终结意味着创立政治的传统群体已经消失。在西方,“左”、“右”两字不再有意义,今天每个人都已经看到了,鲍德里亚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说过这一点。政党和工会的实质内容以及成员均被清空。机构和政治阶层不再受到尊重。投票浮动,让一些荒诞的人物占据了国际舞台,比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和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

历史的终结: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代表作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他将历史的终结定义为永远的获得 。不再有记忆和后代了。事件也随即很快遗忘。只剩下那些继发的、不相关的事件,动荡的危机,它们可能是暴力的、甚至致命的,但也已不再有意义。历史的终结是原因/事件/后果之间传统序列的结束。这种分析今后不会再有了。所有的事件,因为被卷入信息链中被不断的评论,因此被赋予了不同和相反的含义和解释,而变得含糊不清。

鲍德里亚的一本书名为《结束的幻觉或事件的罢工》。今天,我们可以肯定,他沉浸在毁灭宿命论中,这是一种错觉(幻觉),告诉我们无法设想和继续前进。宁愿灾难,也不愿光明的未来。也许因为我们已经精疲力尽,所以我们终其一生只能看到熵化的景象。是的,亲爱的中国听众,古老的西方人累了,由你来接管了。

同样,媒体和知识分子越来越多地采用的后真相的概念,这是纯粹的鲍德里亚的概念。他不会同意。但我认为,他会有伟大的事情告诉我们,关于这个可怕的反概念的事实 – 什么是真相什么又不是?什么可以超越真相?-这会被媒体和知识分子迅速采用。

交换变得不可能。只有球体,孤独的气泡封闭在自己身上。“共同生活”是一个象征繁荣的词汇,但它只是一个社会错乱的象征,现在就只有群岛和孤独的游牧民族。

因此,当交换变得不可能,是时候回到外表和幻象。外表不寻求埋藏或潜伏的真理,它们转移意义,诱惑迹象。他们解除束缚,分离,相异,碎片化,独特化。

所以摄影对让鲍德里亚来说很重要,就像这个美丽的展览所展示的一样。

他一再重申,“世界是一种根本的幻想”。思考的目的并不是要提供明确性和可理解性。他说,相反,思想的价值在于“它与现实之间无法估量的分歧”。让鲍德里亚认为,思考的目的并不是使世界变得更易读或更明确,而是使世界变得更神奇、更独特和更有吸引力。

读让鲍德里亚就是依照一个人的习惯,以全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看待他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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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1929年-2007年)法国哲学家,现代社会思想大师,后现代理论家,知识的“者”。波德里亚生于1929年,作为家族中上大学的第一人,他在巴黎获得了社会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巴黎十大和巴黎九大,从1968年出版《物体系》开始,撰写了一系列分析当代社会文化现象、批判当代资本主义的著作,并最终成为享誉世界的法国知识分子。

1976年出版的《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是他影响最大的著作,被公认为后现代理论与文化研究的最重

要、最经典的阐述之一。《消费社会》一书从消费的意义上解释了时下的社会则让他风靡于大众,他在相当程度上成为我国后现代主义学界批判、理解消费社会的思想基础。

他在“消费社会理论”和“后现代性的命运”方面卓有建树,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被叫做“后现代”的年代,让·鲍德里亚在某些特定的圈子里,作为最先进的媒介和社会理论家,一直被推崇为新的麦克卢汉。

鲍德里亚于1929年出生于法国东北部兰斯,与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比较,他的成长生涯和心灵历程都

具有特殊性。他并没有在知识环境里长大,而生长在祖父母是农民、父母是公务员的法国传统家庭。在高中阶段后,他与父母决裂,这种“决裂的模式”,平行位移式的深刻影响了他此后的整个生活。作为一位有天分的学生,他没有沿袭传统的受教育路线,而逃离了大学预备班。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他不得不在教授了许多年的语言课程后,为得到一份大学的工作而艰苦努力。

从60年代末开始,他在楠泰尔学院社会学系继续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但正如鲍德里亚自己的回顾所言:“在20世纪60年代我进入大学,但那是从一条迂回进入的路。总之,就正常的职业生涯来说,我总是没有命中目标,其中包括我从来没有升到教授”,然而,“这就是我所要的。这是我自己的游戏,我想说,我要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由此足见他在体制内“反体制”的革命态度,尽管他曾千方百计地要挤进学术体制之中,而且始终生活在其中,并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得到了基本的认同。

鲍德里亚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根据消费、媒介、信息和技术社会的发展,重新思考激进的社会和政治理论。鲍德里亚早期的著作关注消费社会的建构以及它如何提供一个新的价值、意义和活动的世界,并由此扎根于马克思主义和政治经济学领域。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对政治经济学和消费社会的反思几乎完全从他的文本中消失了。随之,模拟(simulations)和拟像(simulacra)、媒介和信息、科学和新技术、内爆超现实构成了一个新的后现代世界——在他的理论建构中——当它创建新的社会组织形式、思想和经验时,消除了以往的工业社会模式中所有的边界、分类以及价值。

在求学期间主修的是社会学,其主要思想的形成受到了马克思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等人的影响

。他的早期思想传承马克思主义,以后接受并发展了符号学说,并创建了自己独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80年代以后,对当代场景中主体与客体之间新型关系的形而上学研究,逐渐取代了他对后现代性的分析。

在几种最主要的后现代理论发展过程中,鲍德里亚近乎极端的思想体系是其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他的理论目前正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文化理论以及有关传媒、艺术和社会的话语。在他的早期思想中,他试图将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符号学以及结构主义加以综合,意欲发展一种新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他对消费社会中主体与客体之间的控制关系、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日常生活、以及定位于一些被组织到指意系统中的符号的符号学理论等进行了一系列的分析,研究涉及到家庭环境、建筑、绘画以及媒体等各种现代现象。这个时期的作品主要有:《物体系》(1968)、《消费社会》(1970)和《符号政治学批判》(1972)等。

在这之后的著作中,鲍德里亚运用符号学研究媒体和现实向结构的转化,他开始站在后现代的立场,抛弃一切对现实真实的应用而转向超现实,即一个由拟像构成的世界。在他的拟像社会中,模型和符号构造着经

验结构,并消灭了模型与真实之间的差别,人们以前对真实的体验以及真实的基础均已消失。这段时间的作品主要有:《生产之镜》(1973)、《符号交换与死亡》(1976)、《末日的幻觉》(1976)、《仿象与拟线年代以后的形而上学的思想首先体现在其《宿命的策略》(1983)一书中,他描述了客体(大众、信息、媒体、商品等等)无限增殖,最终逃脱了主体的控制,实现了主客体之间的角色逆转。他的理论改变了贯穿西方形而上学中的主体对客体的统治这条主线,他认为这种统治已经结束,并建议个人应当向客体世界投降,并放弃主宰客体的计划。他的这种理论充分反映在当代文艺作品中,科幻电影《黑客帝国》系列表现的就是他所描述的景象。

鲍德里亚的后现代理论大部分致力于描述现代性中的关键性东西(生产、社会、历史等)的消失,这就最终构成他对历史终结的讨论。在他的理论中,人们正面对着一个灰暗的没有未来的未来,一切都已完成了,只有同样的事件无限地重复,这就是后现代的命运。鲍德里亚关于历史终结的理论主要表述在1988年的一篇名为《公元2000年已经到来》的文章中。

鲍德里亚是悲观的,他给我们描述的后现代社会是阴暗的,但我们当前还生存在现代社会中。他曾经指出,我们不要“忘记福柯”,因为福柯相信知识可以改变我们的命运。

让·鲍德里亚,在1929年生于法国东北部兰斯,与大多数法国知识分子比较,他的成长生涯和心灵历程都具有特殊性。他并没有在知识环境里长大,而生长在祖父母是农民、父母是公务员的法国传统家庭。在高中阶段后,他便与父母决裂了,这种“决裂的模式”,平行位移式的深刻影响了他此后的整个生活。作为一位有天分的学生,他没有沿袭传统的受教育路线,而逃离了大学预备班。这样做的直接后果是,他不得不在教授了许多年的语言课程后,为得到一份大学的工作而艰苦努力。

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因为翻译了彼得·魏斯的戏剧作品而获得了一定的名声,同时,他还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布莱希特著作的法语译者。1966年,他终于在巴黎第十大学(楠泰尔学院)获得了一份教席,但两年后爆发。这时,他开始与激进的《乌托邦》杂志发生联系,但在政治立场上,却在马克思主义与环境决定论之间采取了折衷态度,与当时知识分子的主流姿态产生了偏离。

从60年代末开始,他在楠泰尔学院社会学系继续自己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但是,正如鲍德里亚自己的回顾所言:“在20世纪 60年代我进入大学,但那是从一条迂回进入的路。总之,就正常的职业生涯来说,我总是没有命中目标,其中包括我从来没有升到教授”,然而,“这就是我所要的。这是我自己的游戏,我想说,我要的是某种程度的自由。”由此,足见他在体制内来“反体制”的革命态度,尽管他曾千方百计地要挤进学术体制之中,而且始终生活在其中,并在这个“学术共同体”中得到了基本的认同。

逐渐地,他的研究开始把新兴的“大众传媒”和“消费主义”包容进来,在当时,这些问题还是“并不能成为学术”的非学术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说,鲍德里亚可以说是一位“始终追逐时髦”的人,这也是很多人对他的初步印象,这种时尚化的取向一直伴随着他的学术生涯。同时,尽管他也致力于批判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但他的思想套路却与早期法兰克福学派大异其趣,尤其与阿多诺式的咄咄逼人的精英文化立场迥异。鲍德里亚眼中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要对现代消费社会进行积极的解析,这种解析同时吸收了罗兰·巴特、麦克卢汉等人思想的精义。

在70年代末期,在承担了一阵编辑的工作之后,他的生活曾一度陷入了危机。此后,鲍德里亚的工作和写作才都稳定了下来。1986年,在被授予了博士头衔后,他便辞去了大学教职,开始专心从事写作还有摄影创作。在90年代末期,他竟然又因摄影而赢得赞誉,并在法国、英国、意大利举办了摄影展,从而呈现出与一般的社会思想家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态度。

纵观鲍德里亚迄今为止的职业生涯,可以看到,他并没有像其他法国知识分子那样曾是社会运动的热情参与者。但是,他的学术思想却一直与社会现实保持着最紧密的接触。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在大多数的学者并没有意识到现代商业社会的研究价值的时候,他就早在1968年便出版了名著《物体系》(Le Systéme des objets,1968;The System of Objects, 1996),在其中集中论述了“物及其消费社会:意识形态体系”的问题。而罗兰· 巴特的《流行体系》(Le Systéme des la Mode,1967)的出版只比他早一年。再如,新近的《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La Guerre du Golfe n’a pas eu lieu,1991 ;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 1995)这样关注当下现实的专著出现,亦为明证。

鲍德里亚毕生的革命化的激情,其实都耗尽在体制之内的学术与非学术研究之中,他真可谓是一位在书斋里闹革命的“决裂先锋”。当回眸自己前半生,鲍德里亚总结说:“我总是置身于一种虚拟的决裂状态中:与大学乃至与政治界(决裂),我总是能只以一种保持距离的方式被卷入政治界之中。”这种贯串始终的“决裂模式”,不仅决定了他时时要成为时代先锋的前卫思想家,并与政治保持了一种“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而且,更为关键的是,他的生活中的这种“决裂模式”是“ 虚拟”的,这决定了他的思想探索并不是要践行的,而是只是一种在思想层面上需要成功的东西。

鲍德里亚是一位赢得了世界声誉的社会思想家。但有趣的是,如果硬将他归之于任何一种传统学科体系之内,似乎都要丢失掉一些他思想谱系中重要的部分。那么,鲍德里亚的社会思想究竟该如何定位呢?

众所周知,鲍德里亚首先是一位“社会学家”,因为他在大学的教席也是社会学的,他的学术起跑也是从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学研究开始的。

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鲍德里亚以其“符号消解现代性”与持“语言游戏”观的利奥塔、提出“被释放的文化”的拉什、坚持“后文化”观念的克鲁克等人一道,被列为“自主而有效的后现代文化”研究者。由此可见,他之所以能在社会学的界域内占有一席之地,并不仅仅因为他的一套形成自己术语体系的消费社会理论,倒更是因为,他从一位马克思主义研究者演变成一位后现代主义推崇者,是因为他对现代商业社会的文化的相关研究成果,这才是他在社会学家中“独树一帜”的地方。由于他的社会学研究往往具有哲学的意味,因而,他还被视为一位重要的当代哲学家。

他与福柯、德勒兹、利奥塔在同一条阵线上与“现代性”作战,并是同一重量级台面上的“后学大家”。尽管直到80年代,鲍德里亚才开始采用后现代话语,似乎比其他同仁略晚了一些,但是,“在他60年代和70年代的著作中,已经包含了许多原型后现代(proto-postmodern)主题……鲍德里亚叙事的中心议题是:由生产、工业资本主义以及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所支配的现代性纪元已告结束,与此相对应,一种由类像和新的技术、文化和社会形式所构成的后现代性纪元业已降临”。其实,鲍德里亚最切近后现代主义精神的那部分,就是对现代社会的“超真实”(hyperreality)境遇的论述,它使得一切价值上的真正对立或一分为二不复存在,真实与非真实间界限的日益模糊构成了后现代社会的独特景观。

可以进行横向类比的是利奥塔、詹姆逊的文化研究,这三人的工作,被认为是在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对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起到了“关键性的定向作用”。尤其是在缩短现实与理论的距离方面,“利奥塔通过语言游戏的论争使得知识审美化,詹姆逊对文化与理论之间批判距离的丧失表示忧心,而鲍德里亚则最为极端,他使得理论自身适应性地转化为使其理论化的类像境遇,并开始试图说明如下两者固定而明确的角色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是在社会与经济生活里后现代性的角色,另一方面则是文化生活中后现代主义的角色,并以取消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界限作为终结”。无疑,在社会与文化间的界限无法区分的多种状态中,三者都在试图界定后现代性,只不过鲍德里亚似乎走得更远,社会学的景深更加深远。

鲍德里亚曾屡次借用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内爆”理论,来说明类像与真实世界之间界限的崩塌。其实,各个学科分界,在鲍德里亚的理论实践中也已经“内爆”了,社会学、后现代主义思想、文化研究在他那里形成了一种环环相扣的“多维交集”。

在《符号交换与死亡》(L’échange symbolique et la mor,1976;Symbolic Exchange and Death, 1993)这本专著的英文版封面上,设计者套用艺术家安迪·沃霍尔将头像进行重复丝网印刷的手法,将九个骷髅版画像进行多色彩的复制和造型。这个封面设计就好似一个象征,鲍德里亚就犹如这样的幽灵一般,飘荡和跨越在各个思想领域和学科沟壑之间。

鲍德里亚这位在思想丛林里不断冲锋的游击队员,他的思想进程经过了如下演变的阶段:

”。《物体系》(1968)和《消费社会》(La Société de Consommation,1970)是该阶段的代表作。确切地说,在这一阶段,鲍德里亚采取的是结构主义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的方法论。《物体系》中还能明显嗅出罗兰· 巴特的《流行体系》的符号学味道,《消费社会》则为人们提供一套西方社会转型的整体理论。消费社会被视为“符号的系统生产”占据主导的社会类型。

转型阶段:“批判马克思主义时期”。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是《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Pour une critique de l’economie du signe,1972;For a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1981)和《生产之镜》(Le Miroir de la production,1973;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1975)。从70年代开始,鲍德里亚清算掉了自己身上的马克思主义成分,反戈一击,试图从一种基本的人类学观念来超越马克思主义。

在转型阶段的基石上,鲍德里亚的社会思想终于成熟,《符号交换与死亡》成为了他整个学术生涯最关键的作品之一。在这部专著里,他提出了资本主义文化批判的新基础。以前的鲍德里亚的聚焦点是“消费符号”,而今他的关注点是:以“符号交换”来应对“类像的逻辑”。在这一新基础上,到了70年代中期,他开始在一系列的领域八面出击:《博布尔效应》(Beaubourg Effect)、《忘掉福柯》(Oublier Foucault,1977;Forget Foucault,1987)、《在沉默大多数的阴影里》、《媒介的内爆》(Implosion of the Media)等一些专著出炉,真可谓威风八面。

在这一阶段,鲍德里亚开始寻求对符号交换理论的发展,而基本放弃了批判的激情,代表作有《诱惑》(Seduction,1979)、《宿命策略》(Fatal Strategies,1990)、《冷酷的记忆》(Cool Memory,1990)等等,尤其是《宿命策略》暗示出在新的高科技社会下,主体丧失对客体的统治力,所以,应采取对客体的“宿命策略”。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是鲍德里亚思想最新发展期,在1989年5月的蒙大纳会议上,他勾画出类像第四序列的社会历史状态。该观念的发展具体体现在《罪恶的透明》(Transparency of Evil, 1993)和《类像与仿真》(Simulacres et simulations,1981;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 1994)当中。

同时,最新的专著,还有研究时间的《终结的幻想》(L’Illusion de la fin,1991)、研究真实性灭绝的《完美的罪行》(The Perfect Crime,1996)、研究交换的《不可能的交换》(L’échange Imposssible,1999)等等。关于千禧年的最新思想,就出现在这一阶段,它是鲍德里亚的社会思想在“历史时间观”上的一种延伸。

在《物体系》的结论篇,他明确地指出:“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这种身份的转换,也使得人与人间的关系“变成了消费关系”。《消费社会》仍以物的分析为起点,进而提出了“消费社会的逻辑”,并将该社会类型界定为“进行消费培训、进行面向消费的社会驯化的社会”,而“消费”则“是(通过对消费个体进行分化作用)实现社会控制的一种有力因素”。

如此可见,早期的鲍德里亚将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与结构主义符号学结合起来,试图提出一整套的商品符号学原理和消费社会逻辑。这种努力从他开始反思“批判之维”的《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里,仍没有减退,他甚至更极端地认定:“商品完全被当作符号,被当作符号价值,符号则被当成商品。” 第一阶段和转型阶段的鲍德里亚,他更多是从“符号消费”或“消费符号”的角度来看待消费社会的。

第二阶段的鲍德里亚,才真正走向了成熟的“符号交换”理论,这已成为了他的社会思想的精髓。在《符号交换与死亡》写作前后,鲍德里亚还吸收了福柯等人的后结构主义观念,其理论的内在构架是这样的:

Exchang-Value(交换价值) —— signifier(能指)

Use-Value(使用价值) —— signified(所指) (Symbolic Exchange)

在鲍德里亚看来,一方面,在现代消费社会,“所指的价值”取消了,也就是说,符号形式所指向的“真实”的内容已经荡然无存,符号只进行内部交换,不会与真实互动;另一方面,生产力生产过程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异,所有终极生产内容均告消逝,生产只能发挥一种符号的代码或编码的功能,同时,货币和符号、生产和需求,乃至劳动本身也都成为悬浮的了。一方面是“符号真实指涉”的终结,后一方面则是“生产真实性的真正终结”。

在这个意义上,鲍德里亚才最终认定:“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能指—所指辩证关系终结”,“使用价值—交换价值辩证关系的终结”,“古典符号时代的终结,生产时代的终结。” 所以,他黯淡地提出,惟有死亡,才能无视和逃避这个为代码逻辑所支配的世界,逃避这个任何物都与其他物既等同又无关的世界。看来,“死亡的平等”所能规避的,似乎就是庄子表面意味上的“齐物”的宇宙。

总之,鲍德里亚好似为他的观众们擎起一枚“万花筒”,人们从里面窥见到的是消费社会所折射的方方面面,但万变不离从“消费符号”到“符号交换”的“圜中”。

“类像理论”是鲍德里亚最著名的理论,有时甚至成为了代替他的“符码”。他的思想主旨,就在于从历史序列的角度,为后现代主义文化设定一个思想坐标系。

在《符号交换与死亡》代表的第二阶段,鲍德里亚提出了“类像三序列”(The Three Orders of Simulacra)说。类像的三个序列与价值规律的突变相匹配,自文艺复兴时代以来依次递进:

第一序列的类像遵循“自然价值规律”,第二阶段的类像遵循“市场价值规律”,第三阶段的类像遵循的则是“结构价值规律”。我们可以举艺术品的例子来加以旁证。在工业革命之前,艺术品的仿制只能通过手工制造的方式来完成,从一幅画临摹成另一幅画,这是并不破坏自然规律的模仿,这种“仿造”只能在原作之外增加“赝品”。工业革命之后,由于机械化大生产方式的出现,艺术品的复制就可以采用机械制造的方式,比如古典主义的名画可以通过印刷术来翻制,这也就是本雅明所说“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生产方式,市场规律这只“无形的手”在其中起调控作用。而现时代,随着以手推磨为标志的“农业社会”的远去、以蒸汽机为标志的“工业社会”的行将结束,以“互联网”为标志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来临,任何造型艺术品都可以被转化成影像在网上传播,这些被无限复制的“类像”,已成为可以被简约为0和1两个数字的符码。

这属于第三阶段的“类像”,主要用以描述当代社会出现的一种提供给大众的“形象文化”,如无所不在的电视影像对大众文化的环绕和包围就是如此。这种形象虽然首先能“反映基本现实”,但进而会“掩饰和歪曲基本现实”,进而又会“掩盖基本现实的缺场 ”,最后进行到“纯粹是自身的类像”领域,不再与任何真实发生关联。

可见,所谓“类像”就是游移和疏离于原本,或者说没有原本的摹本,它看起来已不是人工制品。“Simulacrum”被翻译成“拟像”也有道理,类像的“类”指的是形象群的复制性,拟像的“拟”指的是形象与形象之间的摹拟性。“类像”创造出的正是一种人造现实或第二自然,大众沉溺其中看到的不是现实本身,而只是脱离现实的“类像”世界。

这很好理解,当代都市大众就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在大众的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用”当中,“形象文化”便无孔不入——外套和内衣、高脚杯和盛酒瓶、桌椅和床具、电视机和音像设备、手机和计算机、自行车和汽车、霓虹灯和广告牌——无不充满了商业形象,这种形象是被大规模生产出来的,是毫无现实感的形象泛滥。这是因为,通过“文化工业”的巨大过滤器,一切的商业形象都经过了“机械复制”的链条,成为了游离于摹本而趋于无限复制的“类像 ”。

由此可见,“类像”是由“文化工业”所生产的,“文化工业”在生产消费品的同时,也在生产着消费者。2004年CCTV重点推介的“梦想中国”节目,在国内引起了收视热潮,这个节目宣称能在短期内将“普通的您”打造成耀眼的明星。于是,在电视工业的商业运作下,“梦想中国”的直播现场就成为了“明星制造秀场”,普通的参赛者被“包装”而赋予了“形象化”的灵光圈,并通过电视向千家万户的复制传播而成为“类像”。与此同时,千千万万的电视观众,也在通过手机短信的投票互动,而同谋式地参与进了这场铺张的“秀”之中,亦即也在为电视工业所塑造。据说,最终的获胜者的手机短信支持率高达386715人之众,足见“类像”与“大众”的文化力量。

安迪·沃霍尔著名的波普艺术《25个有色的玛丽莲·梦露像》(1962)可以与“类像理论”互为印证。画面中是丝网印刷的横竖排各5个玛丽莲·梦露照片,她们都被套以头发的黄色、双唇的红色和诱人的肤色,除了印刷造成的阴影差异之外,这为数众多的梦露像几乎都是一样的。这就暗示出,“文化工业”一方面在不断生产这种“类像”并使其增殖和蔓延,但另一面,大众所面对这种类像所感受到的却只是“千人一面”。

质言之,在鲍德里亚的视野内,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最核心特质在于:类像与真实之间的界限得以“内爆”,今天的文化现实就是“超真实”的, 不仅真实本身在超真实中得以陷落,而且,真实与想象之间矛盾亦被消解了。

同时,“类像”与大众之间的距离也被销蚀了,“类像”已内化为观众自我经验的一部分,幻觉与现实混淆起来。毫不夸张地说,生活在这种类像所环绕包围的世界内,“我们的世界起码从文化上来说是没有任何现实感的,因为我们无法确定现实从哪里开始或结束”。在文化被高度“类像化”的境遇中,大众只有在当下的直接经验里,体验时间的断裂感和无深度感,实现日常生活的虚拟化。

鲍德里亚的《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就道明,1991年的海湾战争其实大众看到的,只是没有发生的虚拟的“媒介之战”。同理可证,美国的“9.11事件”、“入侵阿富汗”、“伊拉克战争”,对于大多数的中国人而言,其实都是不真实的“媒体事件”或“电视战争”。当大众夜以继日的观看美军与伊拉克抵抗力量交火的时候,他对这场战争的观赏实际上与对美国越战大片的观感并无两样。因为他们所看到的电视影像,只是由持某一政治倾向的摄影师捕捉、剪接和变形的结果,大众看到已远非是真实的伊拉克,而是被具有实时转播功能的媒体所“ 虚拟化”的纪实叙事作品。更何况,对摄影师和交战双方而言,他们置身于真实的战争现场之中,而对于歪在沙发里、吃着零食、瞥眼看电视的大众而言,这场战争倒似乎更像一场影像游戏。

步入90年代,鲍德里亚的思想进程进入到所谓的“类像第四序列时期”。作为类像思想在这一时期的新发展,他开始关注于第三序列的“代码—矩阵”的分解问题, 从而呈现出其思想的开放性。但无论是“类像三序列说”,还是发展出“四序列说”,类像思想无疑成为后现代主义文化的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同时也成为了测度文化后现代性的标准之一。

鲍德里亚的思想影响是如此巨大,以至于他的影响从1996年起被称为“鲍德里亚效应”(Baudrillard Effect),因为他就是一位“现时代最重要和最具煽动性的作者”。

从1971年至2000年前后,鲍德里亚就为他的读者们奉献了20多部专著和200多篇文章(还有选集),以其“高产”和“高质”而在当代社会思想家中位置凸显。他也是向英语圈输出知识最多的法语作者之一,几乎一有法文专著出现就尾随有相应的英译本推出。由于他的思想的原创性和冲击力,他也成为了世界上备受关注的思想家,他的周围聚集着如Mike Cane、Douglas Keller这样的虔诚的研究者。2000和2001年在英语圈还都有专门研究他的专著出现。

鲍德里亚的影响也是多维度的。他不仅是后现代性的先知,而且,在现代消费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方面成果卓越。有人关注他用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消费社会方面的贡献,有人关注他“后马克思主义批判”和宿命理论方面的成就,包括政治经济学批判、主体理论批判、真实的意识形态批判、女权主义批判、阶级理论批判、后现代主义批判等等,还有的人关注他的信息革命的新理论。从《让·鲍德里亚》论文集来看,人们对他的关注不仅包括社会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这些“老问题”,而且还囊括了鲍德里亚对战争、美国、诱惑、小说与艺术等相关的“新研究”。

然而,必须看到,鲍德里亚在欧美学界始终是一位“剑走偏锋”式的人物。虽然他的思想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但并不能说他对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描述和深究就一定准确。他只是提出了现代文化的较为彰显的方面,在现代大都市里,“类像文化”无疑具有蔓延之势,但是在除此之外的其他地方呢?况且,中国与欧美文化之间还处于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理论只是阐释现代欧美社会的一种版本,并不具有绝对的普适性。还由于他的思想较为庞杂、所触及的问题丰富,难免还有自相矛盾之处。但这些,都不能抹去他身上作为一位世界级的社会思想家所闪现的光辉。

这个观点引发极大争议。英国哲学家诺里斯用了一整本书来对他加以指控。而萨义德则在接受采访时说:“老鲍德里亚干得好啊!就为这个,我觉得他应该被送到那里。带一把牙刷和一罐依云矿泉水,或者他想喝什么就带什么。”

由于鲍德里亚的晦涩文风和抽象理论,这桩公案也许不可能分出胜负。但鲍德里亚确实列举过他人一般会如何反驳他。那些鼓吹现实和真实的人会说,世界上有许多人连生存都有困难,而鲍德里亚却想否认现实的存在,这简直太荒唐了;还有人说他没有站在穷人的立场上对富人进行抨击;有人认为许多人甚至没有获得平等的人权,而他却在侮辱女权主义和人权。

鲍德里亚的回答很简单,“如果一个人的怨恨和不满听起来条理清晰、头头是道的话,那么他的这种怨恨和不满往往是从家里开始的。”这是他晚期的典型文风,与读者或听众玩起了游戏。

主要著作有《消费社会》、《生产之镜》、《完美的罪行》、《物的体系》、《幻觉的终结》、《拟像与模拟》等。